光绪二十三年二月，谭嗣同回到湖南老家。
不久，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谭嗣同与熊希龄、唐才常在湖南创建了南学会。又与黄遵宪、熊希龄、唐才常等人创办了时务学堂。后来，谭嗣同还和唐才常创办了《湘报》。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梁启超离开上海，也来到了湖南，和谭嗣同他们一起，宣传变法，抨击旧政。
南学会、时务学堂、《湘报》又成了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新的阵地。
相对之前《时务报》的十天一发，《湘报》改为一日一发，发报的频率更胜以前，力度更大。
同时，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还偷偷印发《明夷待访录》等禁书，试图消除人们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
我们顺源镖局也在湖南设立了分局，主要任务就是帮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将《湘报》《明夷待访录》等书、报，运到其他省份。
在北京、上海先后被封禁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之所以，能够在湖南继续宣传自己的主张，得益于湖南巡抚陈宝箴是地方督抚中唯一倾向维新变法的实权派人物。
由于陈宝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暗中资助，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终于在湖南扎下了根。
即便如此，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言论还是受到守旧派的猛烈抨击。
我有几次来到湖南，亲眼目睹了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和守旧派人士面红耳赤地争论。好几次，差点打起来。
双方的分歧很大。
比如，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主张“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守旧派则主张“祖宗之法不可变”，“宁可亡国，不可变法”。
就连比较开明的张之洞也大量印发自己的《劝学篇》，强调纲常伦理绝不可变。
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主张“君应由民推举出来，民可举君，也可废君”；守旧派则主张“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
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主张“废八股、改科举、兴西学”，守旧派则主张“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是不可改变的”。
特别是在最后一点上，很多老秀才、老举人瞪着梁启超、谭嗣同的眼睛，像是要喷出火来一样。
有时候，我静下心来，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想一想，也能理解他们的愤怒。
这些人已经花了半辈子的精力，好不容易把八股文研究透了。
如今，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跳出来，告诉他们，说要废除科举，你们都白学了，付出的心血白费了。
换成是我，大概也难以接受。
但不管怎样，受到湖南的影响，各地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新式学堂开始陆续涌现。
后来，在北京的报刊亭中，宣传变法的报刊也已经有了十几种，不单是《湘报》一家。
清廷已经无法控制住维新派思想的传播了。
虽然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被骂得狗血淋头，但至少，他们在全国范围引起了争论。
同时，在北京的康有为，接二连三地给光绪皇帝上书。
只不过，康有为仅仅是小小的工部主事。他的书信是无法送到皇帝手中的，必须通过其他人代为呈报。
由于担心有人从中压下不报，康有为把自己的奏折在京城广为印发。
在康有为的奏折中，屡次强调不变法则亡国。
比如，“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职诚不忍见煤山前事也”，“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等等。
康有为这些言辞，动辄强调亡国，在当时确实令人震惊。
到了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一日，北京城各个衙门、各条街道上突然贴满了皇帝的诏书——定国是诏。京城里的人们纷纷围观。
这道诏书的大体意思是说，这几年来，很多人主张变法，但也有很多人强烈反对，朕都知道了。
但如今兵弱饷少，士无实学，工无良师，贫富悬绝，若不改变，怎么能御敌于国门之外？
你们维新派和守旧派争吵不休，于国事无补。
如今，朕和你们说清楚，从今天起，上至王公，下至庶民，既要学圣贤义理，又要博采西学，重要是力求实际。
当前最着急的，是要创建京师大学堂，以培养我国之各种人才，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
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反复看了诏书几眼，大概明白皇帝的心思了。
虽然诏书上劝维新派和守旧派不要吵架，但还是倾向于维新派的主张。
而且，京师大学堂很快就创建起来了，就用已故的和嘉公主府邸，直接改成了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开张的那一天，很多人去围观了。
大学堂第一批教师站在门口合影留念，其中有一半教师是洋教师。这是朝廷公开承认西学，并在教育上做出的又一大突破。
就当大家以为，在皇上的推动下，新政马上就要开启的时候，定国是诏颁发的第五天，帝党领袖户部尚书翁同龢突然就被免职了。
而且，据陈炽等知情人士说，慈禧太后已经控制了人事任免权和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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