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这里，王曾就知道吕夷简必然是也得到书了，因为这正是《富国安民策》里讲到钱法时的内容。把钱庄开成银行，利用存贷息差谋利，然后由中央银行发行纸币，同时进行大宗货币往来的结算，徐平讲得很清楚。这里面的关键，是利用公司制度控制贷款的风险，同时利用中央银行控制货币的发行量，并减小结算成本。风险控制到最小，同时把资金流动的成本压到最低，才可以保证银行的利润。金融可不是天然能够赚钱的，不这样做的话，银行为了保证利润，向商品经济的运作链条转嫁出来的成本过高就失去作用了。
制度是这么个制度，但对制度的理解，并不是每个人都一样。最少王曾听了吕夷简说的话，就觉得他的认识与自己不同。徐平在《富国安民策》里一直强调的原则，是一切制度与措施都是为了商品经济的链条正常运转服务的，只要这根链条正常，财富便就会不断地增加，整个社会都会平稳发展。这就是王曾在书里划出来的那一句:“公利本于私利，而用于万民，故曰谋公利为天下之大义。”
义与利的统一，是王曾认为的关键。但是吕夷简的话，恰恰是把这最重要的原则给绕了过去，让王曾心生不快。关于银行制度徐平书里说得明白，最大的作用是给商品经济的运作提供便利且源源不断的资金，而不是为了让国用充足。国家所需的资金，应该是从其他方面收上来，不能靠印钱印出来，这是基本的原则。
能够通过正常渠道收上钱来，才说明经济运转正常，整个社会的财富在增加。银行里印出来的钱，必须以经济的需要为准，不管是多了还是少了，都是有害的。金融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必须以实体经济为根本，一旦背离了实体经济，那就有害无益。
吕夷简所说的，一开口就是印了购物券，不但是兑了京西路的飞票，还让三司的手里凭空多了一笔资金，可以补充国用的不足。这样的认识，是跟《富国安民策》截然相反的。
强自忍住心中的疑惑，王曾对吕夷简道:“我有一事不明，求教坦夫。这多印出来的不管是称钱也好，交子也好，关引也好，券也好，除了充抵京西路飞票剩下来的，又怎么花出去呢？须知这钱不是凭空来的，是百姓存在钱庄的铜钱的凭据，用掉多少就会产生多少的亏空，这个亏空必然要由钱庄补上去的。”
吕夷简道:“孝先问得极，这钱确实是亏空。但是其一，旧钱花了新钱会源源不断地存进来，只要存进来的比花掉的多，亏空便就不是亏空。再一个，钱庄手里有这么多钱，便就是本钱，本钱是可以生利息的。只要生的利息比花出去的钱多，也就没有亏空。”
王曾道:“依京西路的新政，钱庄的钱只借给他们所设的公司，这些公司的账目都有专门的人打理，借给他们到时不还钱的风险极低。这件事京西路能够做起来，是有棉布带着让无数人可以开公司生利，其他地方，急切间可没有此等事。没有这么多生利的公司，钱庄的钱便就无处可贷，便也就无法生息。至于存的钱比花的钱多，开始的时候，民间的存钱必然不少，确实可以做到，等到钱庄的钱收得多了，民间再无闲钱，也就无所谓存的比花的多了。有这两点疑虑，还请坦夫三思。”
这些制度的关键，是要有源源不断的财富被创造出来。吕夷简认为不重要，王曾认为很重要，公利不能回馈到私利里去，这链条就无法运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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